谈起清代著名的官员、学者阮元先生，无论是政府要员还是学院教授都会啧啧赞叹和称羡其为官的政绩卓著和为学的学富五车。阮元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谥号“文达”，江苏仪征县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名臣，历任少詹事、内阁学士、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两湖、两广、云贵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是显赫一时的朝廷要员，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文学家、经史学家、金石学家，被尊为一代文宗。阮元到曲阜的次数并不多，在张鉴先生的《阮元年谱》中记载共有两次，但因其对经史金石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造诣，对汉魏六朝石刻之所在的曲阜表现出异乎常人的关注。在《山左金石志序》中阮元记曰：“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视学山左。首谒阙里，观乾隆钦颁周器及鼎、币、戈、尺诸古金，又摩娑两汉石刻，移亭长府门卒二石人于矍相圃。”对圣人故里曲阜的心神往之、陶醉其中之情态跃然纸上。
阮元第一次到曲阜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任詹事府詹事、督山东学政时，当年9月他按试曲阜，公务之暇即寻访曲阜古碑,认真测量、辨识和考证，发现了大量汉魏等时期的古碑刻。时值书法家、金石学家黄易先生在曲阜搜寻古碑，于曲阜东关外寻得熹平残碑，急忙告知阮元，阮元“命人掘土出之，舁至试院，秉烛冼土，审视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见《山左金石志卷八》）并亲自在熹平残碑上题跋：
“乾隆癸丑十月，元按试至曲阜，黄司马易访得此石于东关外。告元，掘土出之，审视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一月乙未下“遘”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作立碑年月?！趼尘溆陟淦皆辍踉?，碑立于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子庙，以□学者，学使詹事□詹事仪徵阮元识。”
合该阮元与古碑有缘，也是这一年的三月，钱塘何元锡、教授颜崇规于孔林红墙外发现孔君墓碑，将碑移入孔庙同文门下，并在墓碑原处另立一石作为标识。恰逢同年十一月阮元来到曲阜孔庙，因之前的金石学家和著作对此墓碣鲜有提及，遂对其细加辨识和考证，认为“文中可辨者五十二字，孔君名字无存，惟云孔子十九世孙，当是孔宙孔彪兄弟行也。此碣规式异于诸碑，自赵氏《金石录》已云漫灭，况又阅数百年，宜其存字无多也。”将发现始末刻于碑左下角：
“汉孔君碣，其目见于《金石录》，证其元年乙未之上，当为‘永寿’二字。乾隆癸丑三月，钱塘何元锡、教授颜崇规于圣林红墙外见之，移置圣庙同文门，别立碑以志其处，十一月扬州阮元书志。”
有意思的是，时隔仅一个月之久，阮元在熹平残碑题跋中自称“仪征阮元”，而在孔君墓碑上则自称为“扬州阮元”，让人不禁产生疑问：“阮元到底何许人也？”其实在阮元所著的《研经室二集》卷二《扬州北湖小志序》中很容易找到答案，阮元自叙：“元通籍仪征而已，实扬州郡城北湖人也。”原来阮家从明神宗时就从江南准安迁居扬州，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说他“通籍仪征”，是因为他的祖父于康熙五十年时“占籍仪征”， 也就是将户口迁入仪征，代代相沿，阮元便成了仪征人。
这一年的十一月阮元按试工作结束后，作为学使者，按旧例于上丁日祭祀孔庙，因孔子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刚刚去世，阮元代为主祭孔庙。在曲阜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北墙镶嵌的东起第1块石碣即镌刻着当时的祭文，表达了他对先师孔子的景仰之情。
《阮元年谱》记载的阮元再次曲阜之行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初一日，出试沂州，登峄山，邹县谒孟庙，晚宿孟博士第中，遂至曹州、兖州、曲阜、济宁州。”这一次阮元同样收获颇丰，并萌生了编著《山左金石志》的想法。《山左金石志》卷八“鲁王墓二石人题字”条目下记载：“旧在曲阜县城外，今移城内矍相圃……向在县东南张屈庄鲁恭王墓前……元于甲寅春饬教授颜崇规、县尉冯策以牛车接轴徙置今所。冼拓其文，于‘门’下见‘卒’字，‘亭’下见‘长’字，皆牛空山《金石图》未备者。”由此可知，阮元安排颜崇规等人徙置“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和“府门之卒”二石人的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九年春天，但在《阮元年谱》一书中却记载他在此期间按试莱州、青州、武定等地，那么二石人是在乾隆五十九年春天阮元另一次曲阜之行的收获，只是在《阮元年谱》中未提及？抑或是乾隆五十八年第一次到曲阜时就已发现，只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想起此事，而“饬教授颜崇规、县尉冯策以牛车接轴徙置今所”？这不得而知，似乎也不必深究。“府门之卒”石人背后阮元的亲笔题记“乾隆甲寅阮元移置”八字赫然清晰，昭示着阮元本人对此举的得意和重视。此二石人从曲阜的荒效野外无人问津，到1953年在矍相圃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而在孔庙壁水桥南建亭?；ぃ钡?998年和亭子一起被移到汉魏碑刻陈列馆中心最显要位置而接受来自中外游客、学者的观瞻，如果他们真的有灵性一定也会感激阮元先生的慧眼识才吧？
阮元与曲阜的缘除了公务之缘、金石之缘还有他的个人姻缘。阮元原配江夫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一月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八月，阮元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阮元的父亲“封公挈眷由泲宁先回扬州，路经曲阜，时毕秋帆先生巡抚山东，封公为之媒，以秋帆先生女配衍圣公庆镕。至是毕公复为媒，为先生聘衍圣公昭焕孙女、诰封衍圣公宪增长女为继室。”又记：“嘉庆元年丙辰，三十三岁，……四月，孔上公送女至杭，先生亲迎成礼。”（见《阮元年谱》卷一）。时任山东巡抚的毕秋帆先生（毕秋帆即毕沅，清代著名的官员、学者）与阮元的父亲素有交情，阮元的父亲做媒将毕秋帆先生的女儿许配给衍圣公孔庆镕为妻，而毕秋帆先生则做媒将衍圣公昭焕的孙女、诰封衍圣公宪增之长女孔璐华小姐许配给阮元为继室，至此阮元也就成为了曲阜衍圣公府上的贵婿。清道光十九年（1838年），阮元之岳丈孔宪增去世，在曲阜孔林东北部御碑亭之北耸立着他的墓碑，碑文即由女婿阮元书写，当时阮元已76岁高龄。
从嘉庆元年（1796年）孔夫人与阮元在杭州成亲到道光十二年（1831年）孔夫人病故于云南督署的35年间，对公公极为孝敬，与丈夫相敬如宾，“闺中和惠，理家政持大端，动引阙里礼法”（见《阮元年谱》卷七录孔夫人行状）?？追蛉讼ハ滤淖佣渲谐ぷ尤畛Ｉ强追蛉饲咨?，乾隆五十八年“封公命以族子常生为服”，也就是说阮常生是阮元族兄的儿子，由阮元的父亲作主将其过继给阮元做嗣子。阮常生在直隶按察史任上闻听孔夫人病故的噩耗时，竟至“既哀毁，又感时症，误于医药，卒于任所。”（《阮元年谱》录孔夫人行状），由此可见与孔夫人感情之深厚，其养育之恩重于生育之恩。
阮元对曲阜的金石古碑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在他与毕沅先生合著的《山左金石志》一书中得以集中体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开始着手《山左金石志》的编撰工作，在《山左金石志序》中阮元记曰：“五十九年，毕秋帆先生奉命巡抚山东。先是，先生抚陕西、河南时，曾修关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属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愿学使者为之也。’元曰：‘诺。’先生遂检关中、中州二志付元，且为商定条例暨搜访诸事。元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列志乘图籍，案而求之，得诸拓本千三百余件，较之关中、中州多至三倍。”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山左金石志》历时一年半刻成。我们从张鉴的《阮元年谱》一书中推断，阮元的两次曲阜之行的时间，第一次为三个月左右，第二次两个月左右，合起来也不过半年。阮元在处理好朝廷交办的按试公务的同时，遍访曲阜古石名碑和古石古印收藏者，细细观察、用心考据，逐字揣摩，不辞劳苦，所以才有如此丰富的收获。他不仅得到当时在济宁搜访古碑的黄易和何元锡的帮助外，与曲阜当时的金石爱好者和收藏者颜崇规、桂馥的接触也多有俾益，为编撰和收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阮元对曲阜古碑刻的痴迷沉醉，对古文字和历史的孜孜以求和精准把握，其编撰工作之高效缜密让今天掌握着高科技书写和查寻工具的我们叹服不已。
成书后的《山左金石志》从曲阜当时所存的周范铜器到商朝的母乙鼎、亚爵及各朝各代流传下来的金、镜、印特别是古碑刻均收录书中，共计128条，130余件。详细记录碑刻的时代、形制、尺寸、保存状况、碑文内容、书体及书法特点、字径大小、保存地点、所记内容的来龙去脉和史书相关记载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不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广博的学识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今天的学史及考古金石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阮元作为一代名臣和学者，一生身居要职，选拔人才、平定海盗，为当世的乾隆皇帝、道光皇帝和大臣们所称道。“生平持躬清慎，为政务崇大体，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见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九《阮元传附子常生等》）在《御制晋加太傅衔致辞仕大学士阮元祭文》中称其“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他博学多识，编述不辍，著作等身，“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见《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他的做官和治学精神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山左金石志》一书中对曲阜碑刻的记述论证以及他本人在一些古碑上留下的亲笔题跋和碑文成为曲阜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这和他的姻缘一起成就了与曲阜不了的情缘。
参考书目：
1、《阮元年谱》 中华书局 1995年11月版
2、《山左金石志》 清嘉庆刻本（电子书）
3、《清史稿》 中华书局 1977年12月版
4、《续纂扬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6月版
5、《研经室二集》 中华书局 1993年5月版
6、《曲阜汉魏碑刻》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上一篇：孔子后人的生活写照 ——孔府档案
下一篇：孔庙藏书楼及孔子博物馆馆藏古籍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