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康乾两朝颁赐孔府中和乐器的历史背景探析
中和韶乐是明清两代国家祭祀朝会宴享所用雅乐，祭孔作为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中和韶乐不可或缺。有清一代，朝廷两度颁赐阙里孔庙中和乐器，一次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一次为乾隆三十年（1765），孔子博物馆所藏康熙编钟、乾隆镈钟即为当时钦颁乐器，孔府档案与曲阜县志等文献对御赐乐器均有记载。围绕乐器的制作与颁赐，皇帝本人、地方抚臣、衍圣公出于不同政治目的展开互动，乾隆皇帝更是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行融入到中和乐器之中。
一 档案所见乐器颁赐过程
孔子博物馆所藏中和乐器主要来自康熙、乾隆颁赐，其中以康熙五十二年制编钟编磬、乾隆二十六年制镈钟特磬等最为重要，此外尚有琴瑟笛篪埙箫等清代民国乐器若干，其中清代部分皆为御赐。
图一 清康熙五十二年制铜鎏金编钟之黄钟
孔子博物馆藏
孔府档案对于康熙朝颁赐中和乐器有详细记录?？滴跷迨四辏?719）四月三十日，时任山东巡抚李树德咨文衍圣公孔毓圻，告知朝廷颁赐中和乐器事宜，其中包括一套接近完整的中和乐器组合：起柷一个、座子一个，刷敔一个、座子一个、钟十六口、磬十六口、琴六个、瑟四张、笙六个、箫六枝、横笛六枝、篪四个、埙二个、排箫二架[1]。这些乐器由北京起运时间大约就在此时，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李树德上奏康熙，称御赐乐器已于二十二日由礼部员外郎舒瞻、笔帖式明亮赍送到达济南府，暂存于山东巡抚衙门大堂，不久将由兖州知府金一凤协同护送至阙里。
在奏折中，李树德称颂钦颁乐器“灿然光华、尽美尽善”，为了迎接乐器的到来，省城文武官员士绅都前往郊外迎接，并在山东巡抚大堂共同瞻仰乐器风采[2]。为提醒衍圣公赐乐之事不可小觑，李树德除正式行公文通知外，还以私人身份写信告知孔毓圻，乐器抵达曲阜进城之前，务必率族人郊外迎接[3]。
图二 清康熙五十八年 孔府档案五〇八七卷
孔子博物馆藏
考虑到这是清代第一次颁赐阙里乐器，恭迎乐器用何礼节并无前例可供参照。新颁乐器作为康熙晚年礼乐改革的重要部分，又被康熙本人所看重，李树德与衍圣公在对待乐器所用礼节上都显得较为谨慎。
此后不久，御赐中和乐器于六月初七日运抵曲阜，衍圣公孔毓圻果然率领族人绅耆郊外跪迎，阙里孔庙也于次日祭告孔子，并在孔庙以御赐乐器演奏新乐。七月十六日，衍圣公孔毓圻正式向康熙皇帝上折，恭谢朝廷尊儒重道颁赐乐器[4]。
对于山东巡抚李树德而言，在只曾目睹乐器、尚未听闻演奏的情形下，就率领阖省上下对中和乐器大加赞赏，自然有讨好谄媚康熙之嫌。而对于孔府而言，大张声势迎接乐器，并通过文书方志记载郑重其事，则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
朝廷颁赐阙里乐器始于北宋徽宗，此后金、元、明三朝皇帝先后效仿宋代赐阙里乐器，曲阜县志等文献对历代赐乐均有记载：“（北宋政和六年）夏五月赐孔子庙正声乐器一副”[5]、“（金明昌六年）赐衍圣公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6]、“（元至大三年）冬十月运登歌乐器于阙里孔子庙”[7]、“（明洪武六年）颁乐器祭服于阙里”[8]。
孔府将历代颁赐乐器事刊印付梓，除了起到昭示世人、传诸子孙的作用外，更在于通过文字书籍的传播与流布，告知世人历代朝廷皆赐乐阙里，赐乐俨然成为代代相沿的成例，无论何朝何代，统治者都需要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以至于到中华民国时期[9]孔府仍在请求民国政府将清宫旧藏乐器赐予阙里孔庙。鉴于档案显示乾隆颁镈钟特磬前，衍圣公孔昭焕就曾奏请颁赐乐器[10]，康熙朝颁赐中和乐器应当也是应衍圣公所请的回应。
对于清朝掌权者而言，前朝的宋金元明皆赐乐阙里，后继者颁赐阙里乐器既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守护与延续，也是彰显正统地位可资利用的政治工具。宋金元明皆以正统自居，在四朝相继颁乐的历史沿革下，颁赐阙里乐器已经事实上成为百年不易之典。满清起于黑山白水之地，由关外入主中原，如何解释其合法性，是清代皇帝必须直面的问题?？悸堑交实矍滓桡诶?，往往会参观孔庙历代祭器乐器，这意味着可能早在康熙二十三年皇帝亲诣阙里时，已经获知了历代颁乐于阙里的成例，然而正式颁赐乐器则要等到康熙晚年时机成熟后。
二 康熙朝制作中和乐器的时代背景
康熙、乾隆在礼乐制度方面的改革建设，包含着自证合法性、正统性的目的。而康熙朝晚期铜料来源日益丰富，清初铜荒得到缓解，则是康乾时期大规模铸造铜质乐器的经济前提。
与明朝国家祭祀用瓷器较多不同，清朝祭祀大量使用铜器，考虑到宫禁之中与各处坛庙对铜祭器的需求，以及新铸编钟、镈钟等乐器所需，加之地方祭祀铸造用铜，礼乐制度改革对铜料的需求是巨大的。清代初期对明代编钟或融铸或修理[11]，节约铜料当是应有之义。
整个清朝前期，铜荒都很严重，政府屡出禁令，限制民间私铸铜器。有清一代，铜料来源主要靠滇铜、日铜。滇铜产自云南，清代前期产量有限，且因三藩隔绝，输入内地不畅。为此顺治三年（1646），朝廷敕令鼓励进口日本铜料：“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供官用。[12]”
然而当时东南沿海尚未平定，顺治十二年（1655）朝廷又严令“无许片帆入?！?。日铜大量进入中国，要等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藟u降清之后。康熙有志于改造礼乐制度，恰是在三藩削平、?？藟u降清之后。正是在这一年，清圣祖废止海禁：“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13]，得益于此日铜开始大量输入。
康熙有志于改革礼乐，正是在此事之后不久?？滴醵辏?684），康熙东巡谒阙里，告慰先师明郑归降、江山一统。东巡之前，康熙先期命太常寺司乐官前往肄习，尽管有朝廷乐官督导，但鉴于当时“有司肄习日久，乐句律度，凌厉失所，伶伦应官，比于制氏，但纪铿锵鼓舞而已[14]”的状况，阙里礼乐演奏恐也难以纯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喀尔喀新附，会阅礼演奏铙歌大乐，康熙帝深感：“礼乐崩隤，始有志制作之事[15]”，史籍并未记载礼乐奏响时发生何事，以至于皇帝本人开始谋划改革乐制。但是从清史稿行文顺序来看，东巡阙里、喀尔喀新附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礼乐演奏显然无法令康熙满意，因此才有了此后国家乐制的改革。
铜荒真正得到缓解，要等到康熙晚年，大规模编钟铸造也始于此时。明郑归降、海禁废止后，进口日铜规模剧增?？滴醵辏?684）后每年日铜进口约三百至四百万斤，后又激增至七百万斤，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限制铜料出口前达到顶峰[16]。日铜输入的同时，滇铜产量也迅速提升，清史稿称：“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17]”康熙晚期日铜、滇铜日渐丰富，铜荒大为缓解，康熙晚年大规模铸造编钟，应是考虑到铸造成本的降低。
由前述可知，康熙很早即感礼乐崩隤，有志于改革乐制，却因受制于铜料紧缺，不得不在晚年才大规模启动编钟铸造。与康熙侧重于制度建设与现实考虑不同，乾隆时期乐钟铸造与乐制改革，更多地将皇帝个人意志强行融入。
三 江西古钟出土与乾隆朝铸造镈钟的关系
乾隆对中和乐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镈钟特磬的增设。乾隆二十四年下半年，清廷平定准部回部战争胜利在望，次年则是乾隆五十万寿，寿诞的筹备与庆祝战争胜利都已提上日程，参加庆典的外番使团甚至已经提前上路[18]。
图三 清乾隆二十六年制铜鎏金镈钟第四夹钟
孔子博物馆藏
恰在此时，乾隆接到江西巡抚阿思哈奏折，称江西临江府发现古钟十一口，这一事件成为中和韶乐镈钟增设的契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录了阿思哈进献古钟的前因后果：
（江西巡抚阿思哈恭进古钟）奏：十月十四日，奴才阿思哈谨奏为奏明恭进事，据临江府知府周据禀称，该府北乡地方有民人符姓家牧童放牛乡野，偶将石块掷牛嬉戏，石块落地，铿然有声，即同家人赴地剖视，获有古钟大小十一口，送省验看，奴才细阅，各种古色斑斓，似非近代之物。钟面篆文，奴才不能籀识，或系朝庙乐器，民间不便收藏，除将获钟人量为给赏外，理合具折奏明，所有古钟十一口，随折恭进，仰讫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九月初四日。[19]
由档案可知，江西巡抚阿思哈上奏折时间为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考虑到事发地新喻距省会南昌府的距离，加上巡抚阿思哈处置对应所需时间，古钟出土当在八月中上旬之间。而这一时段恰好囊括了八月十三乾隆万寿。在此之前的七月份，平定准部回部战争也刚刚取得重要胜利，阿思哈署理江西前曾“以（甘肃）布政使衔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20]”，对前线军情进展颇为熟知，江西古钟出土恰逢战争胜利，事件巧合之处值得深思?？悸堑角”救斯哂谛廊唤邮芟槿鸬奶萚21]，事件背后是否有人为编造成分令人生疑。
图四 清乾隆二十六年铜鎏金镈钟第十南吕
孔子博物馆藏
江西古钟十一口除其中一件外，其余皆有铭文，见录于《西清续鉴甲编》，杨树达释铭文为：“隹正月初吉丁亥，工吴王皮難之子者减……”[22]。铭文中“工吴”即“攻吴”、“勾吴”，是春秋时吴语对于吴国国名的不同写法，“者减”为吴王“皮難”之子，者减钟被视为春秋吴国乐器的代表。
春秋战国的吴国乐钟，考古出土中时有发现，通过梳理可知的出土地有：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江苏高淳县固城遗址内城、江苏六合程桥一、二号春秋晚期墓、安徽寿县蔡侯申墓、河南固始侯古堆战国墓。从出土范围看，集中于吴国核心地区的苏南皖北一带，固始县虽行政区划属于河南，但地域上仍接近皖北。而江西新余偏离吴国核心地带，历经多年考古从未有高等级吴国遗址发现，成套编钟这样的国之重器更是再未出土。者减钟十一件最重者有“三千八百四十两”[23]，又刻有重要铭文，显示拥有者身份高贵非凡，应为吴国卿大夫或者王室成员。吴国高级贵族所属之物，清代出土于楚头吴尾的江西新余，但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却再无踪迹可寻，这种情形令人费解。
即便对于古钟出土地，不同文献也说法不一?！陡咦谑德肌烦圃谛掠鳎段髑逍妆唷返燃窃匚俳?，当代学人则皆以为在清江县[24]，出土地点不一致固然有以讹传讹的原因在，但也说明可能当初事件叙述即有不同版本。
祥瑞古钟出土，皇帝籍此仿铸镈钟，这一事件除时间人物地点外，故事情节都与北宋徽宗铸造大晟钟的历史极为相似。然而对于乾隆而言，在自己八月十三生日前后，江西出土古钟祥瑞，又时值西师凯旋，且次年又逢本人五十万寿，其象征意义非同一般。江西古钟运抵朝堂后，乾隆一反常态展示出不同以往的音律解释能力，“上为正注疏之异，辨编悬之制度，训示廷臣，定为镈钟”[25]，不但识别出十一口古钟为周镈钟，还主张古钟本可与十二律吕相对应，只因大吕镈钟遗失，才使得十二律吕不全，为此铸炉处在乾隆二十六年还补铸大吕。这与乾隆早年因谙于律吕，亲自求教乐部大臣张照的形象迥然相异[26]。在乾隆的力推下，古钟出土两年之后，中和韶乐镈钟终于铸造成功，这一年神奇的祥瑞再次应验而生，“日月合璧、五星连珠”[27]，较之古钟出土更添一份神异色彩。
四 结论
清代大规模制作中和乐器，始于清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后铜荒缓解，康熙通过颁赐阙里孔庙中和乐器，来树立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孔府则视朝廷赐乐为不易之典，借此加强巩固孔府的地位。乾隆五十岁万寿前后，恰逢平定回部战争胜利，地方抚臣为取悦皇帝进献古钟，君臣共同人为建构了乾隆治礼作乐的圣人形象。
参考文献：
[1]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5087卷第0001件。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504页。
[3] 同[1]第0003件。
[4] 同[1]第0012件。
[5] （清）潘相：《曲阜县志（乾隆甲午新修圣化堂藏板）》，卷二十五。
[6] 同[5]，卷二十六。
[7] 同[5]，卷二十七。
[8] 同[5]，卷二十八。
[9]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散档S03162，中华民国孔繁裕致陶氏信函。
[10]《奏请颁发乐器事》，档案号03-1192-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 孙召华：《清宫编钟制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4期。
[12]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广陵书社，2011，第514页。
[13]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1936，第5155页。
[14]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2737页。
[15] 同[10]第2738页。
[16] 陈政禹：《清初的“铜荒”与日铜的进口》，《书屋》，2020年第7期。
[17] 同[10]第3031页。
[18] 吴映玟：《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4期。
[19]《阿思哈奏报呈进古钟事》，档案号03-0343-0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 同[10]第2050页。
[21] 胡德生：《清代的祥瑞》，《紫禁城》，2008年第9期。
[22] 杨树达著：《者减钟跋》，《微积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23] （清）王杰等奉敕编：《西清续鉴甲编》，清宣统二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宁寿宫写本，第667页。
[24] 徐良高：《吴文化考古主要成果及其评议》，《三代考古》，2011年12月。
[25] 同[8]第3642页。
[26]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2749页。
[27]（清）吴振棫撰：《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2页。